作者：华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人类服饰文化学》《服饰与中国文化》等作品70余部，曾获“中国图书奖”）
说起服装，人们通常认为再寻常不过，因为每天不能离开。再者，缝制一件普通的衣服好像很简单，并不是特别需要什么高科技。实际上，服装并不简单。
所谓“服装”或“服饰”，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是衣服。而衣服中有主服，即人躯干上的包裹物。其他的还有首服，裹在头部，如帽子、围巾等。同时还有足服，如鞋、袜子一类，也有人把手套算作手服。总之衣服是带有遮覆性的。第二则是佩饰。从头上的簪钗、小花，到耳环、项链，乃至胸花、腰带扣、戒指、手镯、脚链……佩饰主要是装饰或作标识用，不具备遮覆功能。第三是化妆。即以人体肌肤为底布，而又具有服装功能，如早期的文身、文面、穿鼻，及当代化妆等。第四是随件，包括手杖、佩剑等。这些随件可以没有，只不过有了随件，更能够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
单独论衣服，无论其造型、色彩、纹样如何带有时代特色，都不能构成服装史。所谓“服装”，除了衣服之外，还要有“着装”，即穿着方式。而穿着方式，则必然涉及性别、年龄、身份、场合，同时兼及国家、民族等特征。因而服装史，便有了文化的意义。
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中国服装史本身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的文化史。古代的贯口衫、深衣、福裙、铠甲、褙子，能不假语言地叙述中国人的生活日常。古代服装上的白、青、玄、朱、黄，诠释着宇宙的金、木、水、火、土，其中有中国人独特的哲思。环佩叮当响，仅是指美人轻移莲步吗？不。中国古代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中国人认为，玉饰不仅是身上配饰的组合，还体现着天的意志、地的包容、神的威力。玉饰碰撞发出的韵律与节奏，更是中国“礼”学的外化。儒学、道学、外来的佛教甚至西晋的玄学，都融入服装的风格之中，共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笔者所著的《极简中国服装史》，是以一本书的体量反映中国波澜壮阔的服装史的一个尝试。
在漫长的服装史中，最初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并不全是为了审美，而可能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含义——护佑生命、祈福避邪。无论古今，人类生存下去的愿望都十分强烈，古人尤甚。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先祖们企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自身。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骨头、一块精心雕琢的石块，都寄予着他们对生的希冀。那些在骨管上刻画和在砾石上钻孔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古老的文明记忆。
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先祖服装加工工艺的科技含量虽不如今人，但他们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所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常令人叹为观止。
在汉唐之前，中国人的服装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周代已有完整的服装制度，秦人更是将强悍的民风凝聚成戎装加身。我们总是想起汉唐，是因为丝绸之路起始于汉，而在唐代已如明珠般辉煌。
不得不承认，中华大地上蚕虫吞食桑叶后吐出的丝，确实织就了数不清的精妙绝伦的“神话”。黄帝元妃嫘祖就是美丽勤劳的蚕之神。当蚕丝制成衣料时，那“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空灵缥缈，让人心旷神怡；当衣料染上天然颜料后，那“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的旖旎明丽，令人赏心悦目；当衣裳绣上花纹时，那“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精工巧思，将美好情感一一向人倾诉。不管是“裙拖六幅湘江水”，还是“鸳鸯绣带抛何处”，都营造出了具有中华艺术特色的美。中国服装，从“丝”开始，就塑造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在中国典籍中，有《周礼》《仪礼》《礼记》,号称“三礼”。这三本书虽然成书于战国至汉代，但基本上记述了从周代起便确立的礼仪制度。前两部更侧重于宫廷，如《周礼》中“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都必须穿冕服，即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礼服。
当时宫中有官任“司服”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同时有“内司服”安排帝王及王后的穿着。《周礼·春官·司服》中记载：“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说的即是按照制度规定，分仪式内容而确定服装。孔子曾说：“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此可认为周代冕服就是中国服装制度的范本。
以最典型的冕服而言，即可看出这种“顶层”礼服的大致构成形式。简单地说，冕服应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间束带，前系蔽膝，足登舄屦。
冕冠上面的板为綖板。綖作前圆后方形，戴时后面略高一寸，呈向前倾斜之势，不似我们当代戏剧中前高后低状。旒为綖板垂下的成串彩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旒，但根据礼仪轻重和等级差异，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分。每旒多为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冕冠戴在头上，以笄(簪子)沿两孔穿发髻固定，两边各垂一珠，叫作“黈纩”，也称“充耳”，垂在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
冕服多为玄衣而纁裳，连同綖板，都是上为黑色，下为暗红色(或称绛)。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黄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纹样。帝王隆重场合着衮服，即绣卷龙于上，然后广取几种自然景物，并寓以种种含义。《虞书·益稷》中记：“予欲观古人之象……”绣绘“十二章”，“十二章”即十二幅图案，内容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中绣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稳重；绣龙形，取其应变；绣华虫(雉鸟)，取其文丽；绣绘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双兽相背形)，取其明辨。以上纹饰为十二章，除帝王隆重场合采用外，其他多为九旒七章或七旒五章，诸侯则依九章、七章、五章而依次递减。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后刘秀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亡于公元220年，自秦统一至此共有400余年。
这期间，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汉代遂“承秦后，多因旧”，因而秦汉服装有许多相同之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各民族之间交流活跃，致社会风尚有所改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慢慢变得高，穿着打扮日趋繁复。
秦汉时期，男子以袍为贵。袍服属汉族服装古制，《中华古今注》称：“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实际上就是上下连属形制，以贯口衣、深衣一脉相承下来。袍服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称之为袪，全袖称之为袂，宽大衣袖常被夸张为“张袂成阴”。裤为袍服之内下身的衣装，类似后世套裤。《说文解字》有“绔，胫衣也”，意扎裹腿带。冠作为官员朝服中的首服，在汉代又有严格规定。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刘庄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典籍，重新制定了祭祀服装和朝服制度。以“平天冠”为例，“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
秦汉妇女礼服，仍承古仪，以深衣为尚，没有像男子那样被袍服所取代。《后汉书》记：“贵妇入庙助蚕之服皆深衣制。”深衣不仅照样穿用，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下摆部分大，腰身裹得很紧，衣襟角缝一根绸带系在腰或臀部。马王堆汉墓中有一件素纱襌衣，衣长1.6米，袖通长1.95米，重量只有49克。这件为女主人随葬的衣服，如果将领与袖上绢做的边缘重量去掉，能想象丝会是怎样的轻柔薄滑。
《极简中国服装史》看似体量不大，实际上知识底座很大，并非仅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列举有代表性的服装。举个例子，魏晋南北朝时为何会出现“褒衣博带”？即宽大的袍衫，长而繁杂的腰饰。
服装的款式只是表象，宽大的袍衫为何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出现，却不是在汉代出现？这就要从政治形势、文化风气、社会意识及地理环境说起。首先，这一时期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必然会引起各民族的迁徙与杂居。虽说文化交流有一些是主动的、积极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引起了服装风格及着装规范的流变。其次，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文人会感到空怀报国之志，不知向何处施展才能，因此抗拒礼仪、不拘边幅、放荡不羁，这在《世说新语》中有详细描写。此外，从古籍记载中显而易见，当年除了“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等形容外，还出现了许多道德、审美概念等方面的词汇，如生气、骨气、风骨、风韵、自然、温润、情致、神、真、韵、秀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表达，无疑对服装风格产生了影响。
那么，“褒衣博带”的美感从何处来？这取决于服饰面料。早在汉代时，中国印染织绣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则是因为张骞凿空了一条丝绸之路，再者汉代的印染织绣也已非常成熟，如大家熟知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即出土于新疆和田一处古墓中。曹植在《洛神赋》中写道：“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除了文字的描述之外，只需打开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会领略到“褒衣博带”之美、之雅、之奥妙。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代政权的稳固与强大。唐都长安，不仅君临全国，而且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服装，作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产物，与唐代文学、艺术、医学、科技等一起，构成了灿烂的文明。
这一时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圆领袍衫，而服式、服色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和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宫廷两次下诏颁布服色及佩饰规定，第二次较前次更为详细：“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带九銙；九品服浅青，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
隋唐五代女子服装，奇异纷繁，令人目不暇接。其繁复精美，不仅超越前代，后世也难以企及。三百余年中，女子主要着襦裙装、男装、胡服等。襦裙装的穿着方式是，上穿短糯，佩披帛、加半臂，下着长裙，将裙腰提高至腋下，以绸带系扎以充分显示丰腴。除了裙之外，女子也常着衫。衫比襦长，多指丝帛单衣，质地轻软。从温庭筠“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张祜“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以及欧阳炯“红袖女郎相引去”等诗句来看，唐代女子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金银彩绣为饰。
宋朝时期，工商业兴起，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迅猛，汴梁出现繁华景象。在对外贸易方面，宋较之唐更为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辟，通往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商路被打开。宋人以金、银、铜、铅、锡、杂色丝绸和瓷器等，换取外商的香料、药物、犀角、象牙、珊瑚、珠宝、玳瑁、蕃布等商品，对中国服装及日用习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的男子常服以襕衫为风尚。所谓襕衫，即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襕，以示上衣下裳旧制。襕衫在唐代已被采用，至宋代最为盛兴，被燕居仕者、告老还乡者或低级吏人广泛穿着。正常的情况下，常用细布，颜色用白，腰间束带。幅巾在宋时重新流行，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因可随意裹成各种式样，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如筒高檐短的“东坡巾”，还有“程子巾”“逍遥巾”“高士巾”“山谷巾”等。
因宋代城镇经济发达，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装，称百工百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除《东京梦华录》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百态纷呈。
宋代妇女服装，一般有襦、袄、衫、褙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其中以褙子最具特色。这一服饰，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袢纽，袖有宽窄二式，衣长有齐膝、膝上、过膝、齐裙至足踝几种，长度不一。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好像受辽服影响，也有不开侧衩的。宋时，上至皇后贵妃，下至侍从、优伶乐人及燕居男子都喜欢穿用，这种衣服随身合体又典雅大方。
在行至文末时，有必要说一说《极简中国服装史》的由来。它虽然体量不大，却是笔者从事中国服装史教学研究数十年的结果。
还记得教育部在高校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后，笔者成为第一批“中国服装史”的教师。接到教学任务后，我便开始写“中国服装史”讲义，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觉得服装太有内涵了，因为一部中国服装史正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怀着对祖国文化的挚爱，一字一字写、一段一段改，并且配上图在课堂上讲授。讲的过程中，发现知识太匮乏，又去找古籍对服装史予以佐证。就这样，一部《中国服装史》于1989年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彼时至今，不断修订的4个版本已印刷43次。
《中国服装史》之所以长期受到读者喜爱，主要因为与时俱进、常写常新。看起来，历史是固定在一定的轨道上发展，其实，人们的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在一直更新。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历史资料也在一直更新。《极简中国服装史》著成，浓缩的不仅是字数，重要的是对核心的把握。对知识先叠加后筛选，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确保《极简中国服装史》“简”又“不简”。
一般来说，“史”类书籍，就是按历史演进顺序来写。如中国服装史，从中国服装的“晨曦”开始，进而书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可是，书写《极简中国服装史》，充分运用了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理论框架。其中，不仅有服饰史内容，还涉及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
近十余年来，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极简中国服装史”的创意，笔者在常年教学与研究基础上来完成这一命题，可谓应时之需。
惜字如金，“简”又“不简”，是笔者在书写这本小书时，一直铭记的宗旨。责任编辑不厌其烦，一幅幅地审图、加图、换图，还要在每页注明难解字词，配上具体说明，工作量亦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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