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应该提倡“史无定法”，鼓励区域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角度，划分区域的空间范围。
“华北”作为具有空间概念的名词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后迅速传播、普遍的使用至今。但对华北的空间范围，政府行政管理有约定俗成的概念，各学科则根据研究对象来界定，这既不利于区域史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不适应当前发展区域经济战略部署的需要。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综合多种因素，规范和界定华北区域的空间范围，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行政区划从秦汉的郡县，元代的行省路府州县，发展到清代的省府县；另外，政府、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也常用三吴、江南、江北、关中、（黄）河北、（黄）河南、中原等词表述一定的空间地域。晚清以降，沿海口岸被迫开埠通商，清政府设置跨省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朝野内外开始引入具有海洋理念的“南洋”和“北洋”，却仍然未见用“华北”来表述中国北方。
从已掌握的史料看，1891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北京分会创办的《华北月报》，是最早在空间概念的意义上使用“华北”一词的，它的出现与英文的“North China”有关。最初来华洋人对中国的空间概念并不清楚，“North China”应用限制范围宽泛，并没固定的地理含义。1850年英国人奚安门（Shearman Henry）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英文周刊——North China Herald，当时即称《北华捷报》，这是站在广东和福建的角度，将上海视为“North China”。随着在华洋人对中国地理的深入勘察，19世纪末南方和北方的空间概念渐次形成，这时的“North China”泛指中国北部、北方诸省，各国使馆、海关和传教士的报告，以及外国人的游记等都是这样表述的。《华北月报》的英文名即为North China Church Times，之所以使用“华北”一词，大概是因为创办者的中文名称为华北善会。该月刊主要介绍北京、天津、直隶、山东和辽宁等地的传教活动。进入20世纪，随着政局变化和经济发展，经过报刊的传播，“华北”作为地域名词使用的频率增加，有以“华北”为名的中外报刊和书籍，有华北运动会、华北救灾协会、华北棉业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北问题”引起朝野广泛关注，许多著作和时论以“华北”为题，使其一时间成为爱国人士呼吁抵御日本侵略的“流行语”。这有助于民众对“华北”一词地理位置的认同。
“华北”一词作为地理名词出现至今不过百年，政府和科学界对该词涵盖空间的界定和表述，使其成为区域专业词语。行政区划是国家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人为划定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北京拼凑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伪民国政府成立后其原班人马组成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区域为北京、天津、青岛三市，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以及河南北部的1市39个县，这与日本对“北支那”的界定和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管辖范围一致，也是第一个以“华北”命名的有行政区划的机构。
1948年5月中国将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设中央华北局，8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其管辖范围有当时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等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省之上建立六大行政区，1952年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地方政权，改设政务院派出机构——行政委员会。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撤销大区行政委员会，从此大区一级的管理机构不复存在。但是，仍然时常看到跨省大区的痕迹。如1958年国家计划部门将全国划分为七大经济协作区，1960年中央又恢复了华北等六大局。目前，国家一些主管部门还以六大区为基础划分若干大区或片，华北仍是大区之一。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华北”一词的广泛使用，自然地理等学科开始从自身特点界定和表述华北的空间范围。
自然地理是根据地理特征的相对一致性划分区域的。195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撰写的《华北区自然地理资料》，首次从地貌、河流、气候、土壤和动植物等方面表述了华北区的空间：在地貌上包括黄土高原、冀热山地、华北平原、辽河平原、山东和辽东丘陵；在河流上包括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流域；也就是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京津和冀鲁晋两市三省，辽蒙的大部分，苏皖豫陕甘的一部分。但该书序言认为，“自从划分了自然区域之后，原定按照自然区域先写各区分论，后写全国总论。编写了东北与华北两区资料而华中区还未完稿时，已发现原划区域又须修改”。这说明当时的区划可能与政府设六大区有关。在以后自然地理的著作中，一般多使用“黄河中下游流域”等词。人口地理根据人口状况的同一性和区际差异性划分区域。1983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分了八个区，其中黄河中下游区包括京津和冀鲁晋两市三省，以及豫陕苏皖的一部分。大体上以长城为北界，秦岭和淮河为南界，陇山和子午岭为西界；后来为了更系统完整地论述各省市的人口地理，将黄河中下游区调整为京津和冀鲁晋豫陕两市五省。
经济地理学使用华北区域的频率最高。经济学强调根据经济情况划分经济区，有的学者归结为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20世纪30年代曲直生曾论及华北的空间范围，“华北、华南这两个名词，往往因人们所居住的地域而有不同的观念。即中国的地理学家，对此亦无确切的规定。本题目所指的华北……就省分讲，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热河六省区，及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青海的一部分”B。也有的人觉得“这里所谓‘华北’系指冀鲁晋绥察五省而言也，就是现在喧腾华北经济提携里的几省。在我国，本无所谓‘华北’‘华中’‘华南’名词之分。但自九一八以后，邻邦时文论著对所谓‘华北’‘华南’‘华中’等名词，特别予以发挥”，是别有用心。1957年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编写了《华北经济地理》，华北区域划定为北纬31º25′~42º40′，东经110º20′~122º41′，从行政区划讲包括京津和冀鲁晋豫两市四省。其后，研究者将全国划分为八个经济地理分区，华北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及海河流域，包括京津和冀晋鲁两市三省，以及内蒙古中西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阿拉善五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两市。
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对华北区域多采用黄河中下游或者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等概念。有学者觉得，北方黄河流域是历史上广义的中原，泛指黄河中下游的地区，从自然地理区划来说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地区，包括京津和陕晋鲁豫冀两市五省。历史学界的华北区域史研究，一般借用地理学的区划。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区域划分理论最有代表性。他以河川、城市、市场为基础将晚清划定为九个大经济区，华北地区由黄河下游、淮河、卫河流域，以及跨越华北平原的诸多小河流组成；从现今行政区划看，包括河北、山东两省，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和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以及山西省东部和陕西省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文—生态地域的新说，使区域划分更具有自然的色彩。中国学者李伯重在肯定上述理论的同时，强调经济区域“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也有学者觉得，近代华北区域系指黄河以北，东北地区以南，关中地区以东，黄、渤海以西的区域，差不多包括了冀豫鲁晋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其空间位置大致相当于地理中的“华北大平原”。研究社会史的专家强调地域内社会各种各样的因素的整体性和共性联系，以及研究对象的相近性和历史传承性，认为近代华北区域大致包括现在的京津和晋冀豫鲁两市四省，以及内蒙古、陕西部分相邻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
区域史研究该怎么样界定和规范华北的空间范围，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山川等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活等人文环境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区域史研究首先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还必须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要发扬历史研究之长，注意同一个地理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并不一致，时而渐变、时而突变的环境演变，造成不一样时期区域空间范围的差异，区域史应阐述其演变过程；二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对象不同，划分区域范围的理论和标准也不完全一样，应允许空间范围差异的存在，而且恰恰能够最终靠这种差异来探索空间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凸显区域史的特色。当然，这种区域空间的界定应是理性的，如果不加论证，或从某个方面较随意地界定华北的范围，既失之偏颇，也影响界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这里笔者仅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尝试性地界定华北区域的空间范围，并阐述其衍化过程。
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的作用很重要。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区域已形成依靠陆路、内河的市场网络和以政治为主要职能的城镇体系，其空间范围为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流域，从行政区划看包括了现今京津和冀鲁晋豫两市四省，辽宁和内蒙古的大部分，以及陕甘皖苏的一部分。开埠通商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商品种类和规模扩大，进出口商品在一些范围内成为商品流通的主体，进而形成多级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其二，交通工具的变革，重构了交通运输体系，带动了商品流通网络的重组。其三，经济功能成为快速地发展的城市的基本功能，构筑了以商品集散中心、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为主体的城市系统。其四，近代工业的崛起促使部门经济重新整合，完成了经济重心东移的经济布局重组。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华北经济区域的空间范围。
辽河流域的大连、丹东等通商口岸直接开展以日本为主的对外贸易，进而减少了与关内的经济联系。虽然南部地区与冀东、天津有一定的经济联系，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也有地缘关系，但农业种植结构和近代工业体系等都具有自身特色，特别是通过铁路和辽河等构成了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进而成为东北经济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交通运输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一方面通过石太和京张等铁路增强了与山西、内蒙古的经济往来，促使天津等城市的经济腹地向内蒙古和西北地区扩展；另一方面津浦、京汉铁路纵贯南北，使该区域南部经济腹地遭到蚕食；大运河运输功能衰减，上海和汉口的吸附能力增强，以及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等，都促进了一些地区的商品流通转向江南。如江苏北部的商品开始流向南京和上海，安徽和陕西省通过铁路与武汉、南京、上海等口岸的经济联系加强，因此，除了与临界山东、河南的地区还有一些经济联系外，从江苏省整体来看，已逐渐脱离原来的经济区域，至少处在华北经济区域的边缘。
河南省以黄河为线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流域，故明清时期河南省与镇江、济南和天津都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只是根据自然环境和产品各有侧重。近代以来，大运河和黄河只是部分通航，淮河被京汉、津浦和陇海铁路分割，商品流通的走向更加繁杂。1909年镇江海关年报称，“山东、河南两省来货逐年减少，向来该两省由运河抵本口之货物，显然已趋向青岛”。20世纪30年代初期，“凡山东西部及山西、河南等省之土货，欲输往外洋者，先集中于济南，再运集于青岛，故济南为鲁晋豫三省出口土货最初集中市场，青岛乃为其出口之商埠”。有关民国初年济南与河南的贸易种类的记录表明，通过河运和铁路相互流通的主要有小麦、花生、烟草、药材、木材、藤竹制品、棉制品、食盐、颜料等。天津海关统计的1927~1929年用子口单等运往内地各类货物的总值中，河南多处在河北和山西之后，列第三位。河南安阳（彰德）30年代末年产鸡蛋540万个，其中500万个运往京津市场。然而，淮河流域则经过徐州等铁路枢纽，转向武汉、连云港、南京和上海，1936年陇海铁路开通后，商品流通进一步分化，南下的趋势增强。由此可见，随着铁路运输网络的完善和江南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吸附力，河南省愈来愈徘徊于华北与华中等地区之间。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近代以来辽河流域已基本属于东北地区，淮河流域向东部和南部移动，华北经济区域的南端和北端收缩，西北端有所扩大；从现今的行政区划看，包括京津和冀鲁晋两市三省，河南省黄河流域的一部分，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随着交通变革、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吸附力的增强，各经济区域的临界线愈来愈不清晰，边缘地区相互重合、相互渗透，许多地区都有着“双重身份”。而且，市场发挥了“无形之手”的作用，促使各地的商品根据通商口岸进出口商品种类来选择走向，如花生、棉花、烟草、煤油、草帽绠、发网、皮毛、茶叶等都有相对独立的流通渠道和交易方式，有悖于通常的流通网络，使各经济区域呈现出分化和重组的局面。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首席专家，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城市史研究》集刊主编。
本书收录了作者研究近代华北区域史的重要文章，主要涵盖理论前沿与概念解读、区域经济与市场体系、城镇发展与社会流动和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等方面。这些文章为研究近代以来华北区域史的奠基之作，引领和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张利民，1953年生，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首席专家，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城市史研究》集刊主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经济史、区域史、城市史、天津史和中日关系史。主持完成三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作为天津市学科建设首席专家主持完成一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工程建设项目；主持多项国外资助和中外合作项目。撰写多部学术专著，编辑多部档案资料汇编，主编十余部学术论著；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多次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