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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罗织扇总如云霓裳蕴万千——漫谈中国服装史

  作者:华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人类服饰文化学》《服饰与中国文化》等作品70余部,曾获“中国图书奖”)

  说起服装,人们通常认为再寻常不过,因为每天不能离开。再者,缝制一件普通的衣服好像很简单,并不是特别需要什么高科技。实际上,服装并不简单。

  所谓“服装”或“服饰”,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是衣服。而衣服中有主服,即人躯干上的包裹物。其他的还有首服,裹在头部,如帽子、围巾等。同时还有足服,如鞋、袜子一类,也有人把手套算作手服。总之衣服是带有遮覆性的。第二则是佩饰。从头上的簪钗、小花,到耳环、项链,乃至胸花、腰带扣、戒指、手镯、脚链……佩饰主要是装饰或作标识用,不具备遮覆功能。第三是化妆。即以人体肌肤为底布,而又具有服装功能,如早期的文身、文面、穿鼻,及当代化妆等。第四是随件,包括手杖、佩剑等。这些随件可以没有,只不过有了随件,更能够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

  单独论衣服,无论其造型、色彩、纹样如何带有时代特色,都不能构成服装史。所谓“服装”,除了衣服之外,还要有“着装”,即穿着方式。而穿着方式,则必然涉及性别、年龄、身份、场合,同时兼及国家、民族等特征。因而服装史,便有了文化的意义。

  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中国服装史本身就是一部有形有色的文化史。古代的贯口衫、深衣、福裙、铠甲、褙子,能不假语言地叙述中国人的生活日常。古代服装上的白、青、玄、朱、黄,诠释着宇宙的金、木、水、火、土,其中有中国人独特的哲思。环佩叮当响,仅是指美人轻移莲步吗?不。中国古代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中国人认为,玉饰不仅是身上配饰的组合,还体现着天的意志、地的包容、神的威力。玉饰碰撞发出的韵律与节奏,更是中国“礼”学的外化。儒学、道学、外来的佛教甚至西晋的玄学,都融入服装的风格之中,共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笔者所著的《极简中国服装史》,是以一本书的体量反映中国波澜壮阔的服装史的一个尝试。

  在漫长的服装史中,最初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并不全是为了审美,而可能有着更原始、更郑重的含义——护佑生命、祈福避邪。无论古今,人类生存下去的愿望都十分强烈,古人尤甚。因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先祖们企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自身。这时候,一块赤铁矿粉染过的骨头、一块精心雕琢的石块,都寄予着他们对生的希冀。那些在骨管上刻画和在砾石上钻孔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古老的文明记忆。

  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可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的先祖服装加工工艺的科技含量虽不如今人,但他们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所制成的骨、石等佩饰的精致程度,常令人叹为观止。

  在汉唐之前,中国人的服装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周代已有完整的服装制度,秦人更是将强悍的民风凝聚成戎装加身。我们总是想起汉唐,是因为丝绸之路起始于汉,而在唐代已如明珠般辉煌。

  不得不承认,中华大地上蚕虫吞食桑叶后吐出的丝,确实织就了数不清的精妙绝伦的“神话”。黄帝元妃嫘祖就是美丽勤劳的蚕之神。当蚕丝制成衣料时,那“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空灵缥缈,让人心旷神怡;当衣料染上天然颜料后,那“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的旖旎明丽,令人赏心悦目;当衣裳绣上花纹时,那“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精工巧思,将美好情感一一向人倾诉。不管是“裙拖六幅湘江水”,还是“鸳鸯绣带抛何处”,都营造出了具有中华艺术特色的美。中国服装,从“丝”开始,就塑造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在中国典籍中,有《周礼》《仪礼》《礼记》,号称“三礼”。这三本书虽然成书于战国至汉代,但基本上记述了从周代起便确立的礼仪制度。前两部更侧重于宫廷,如《周礼》中“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都必须穿冕服,即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礼服。

  当时宫中有官任“司服”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同时有“内司服”安排帝王及王后的穿着。《周礼·春官·司服》中记载:“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说的即是按照制度规定,分仪式内容而确定服装。孔子曾说:“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此可认为周代冕服就是中国服装制度的范本。

  以最典型的冕服而言,即可看出这种“顶层”礼服的大致构成形式。简单地说,冕服应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腰间束带,前系蔽膝,足登舄屦。

  冕冠上面的板为綖板。綖作前圆后方形,戴时后面略高一寸,呈向前倾斜之势,不似我们当代戏剧中前高后低状。旒为綖板垂下的成串彩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旒,但根据礼仪轻重和等级差异,也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分。每旒多为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冕冠戴在头上,以笄(簪子)沿两孔穿发髻固定,两边各垂一珠,叫作“黈纩”,也称“充耳”,垂在耳边,意在提醒君王勿轻信谗言。

  冕服多为玄衣而纁裳,连同綖板,都是上为黑色,下为暗红色(或称绛)。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黄昏之地,然后施之以纹样。帝王隆重场合着衮服,即绣卷龙于上,然后广取几种自然景物,并寓以种种含义。《虞书·益稷》中记:“予欲观古人之象……”绣绘“十二章”,“十二章”即十二幅图案,内容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中绣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稳重;绣龙形,取其应变;绣华虫(雉鸟),取其文丽;绣绘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双兽相背形),取其明辨。以上纹饰为十二章,除帝王隆重场合采用外,其他多为九旒七章或七旒五章,诸侯则依九章、七章、五章而依次递减。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后刘秀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亡于公元220年,自秦统一至此共有400余年。

  这期间,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兼收六国车旗服御”,汉代遂“承秦后,多因旧”,因而秦汉服装有许多相同之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各民族之间交流活跃,致社会风尚有所改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慢慢变得高,穿着打扮日趋繁复。

  秦汉时期,男子以袍为贵。袍服属汉族服装古制,《中华古今注》称:“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实际上就是上下连属形制,以贯口衣、深衣一脉相承下来。袍服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称之为袪,全袖称之为袂,宽大衣袖常被夸张为“张袂成阴”。裤为袍服之内下身的衣装,类似后世套裤。《说文解字》有“绔,胫衣也”,意扎裹腿带。冠作为官员朝服中的首服,在汉代又有严格规定。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刘庄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典籍,重新制定了祭祀服装和朝服制度。以“平天冠”为例,“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

  秦汉妇女礼服,仍承古仪,以深衣为尚,没有像男子那样被袍服所取代。《后汉书》记:“贵妇入庙助蚕之服皆深衣制。”深衣不仅照样穿用,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增加,下摆部分大,腰身裹得很紧,衣襟角缝一根绸带系在腰或臀部。马王堆汉墓中有一件素纱襌衣,衣长1.6米,袖通长1.95米,重量只有49克。这件为女主人随葬的衣服,如果将领与袖上绢做的边缘重量去掉,能想象丝会是怎样的轻柔薄滑。

  《极简中国服装史》看似体量不大,实际上知识底座很大,并非仅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列举有代表性的服装。举个例子,魏晋南北朝时为何会出现“褒衣博带”?即宽大的袍衫,长而繁杂的腰饰。

  服装的款式只是表象,宽大的袍衫为何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出现,却不是在汉代出现?这就要从政治形势、文化风气、社会意识及地理环境说起。首先,这一时期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必然会引起各民族的迁徙与杂居。虽说文化交流有一些是主动的、积极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引起了服装风格及着装规范的流变。其次,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文人会感到空怀报国之志,不知向何处施展才能,因此抗拒礼仪、不拘边幅、放荡不羁,这在《世说新语》中有详细描写。此外,从古籍记载中显而易见,当年除了“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等形容外,还出现了许多道德、审美概念等方面的词汇,如生气、骨气、风骨、风韵、自然、温润、情致、神、真、韵、秀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表达,无疑对服装风格产生了影响。

  那么,“褒衣博带”的美感从何处来?这取决于服饰面料。早在汉代时,中国印染织绣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则是因为张骞凿空了一条丝绸之路,再者汉代的印染织绣也已非常成熟,如大家熟知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即出土于新疆和田一处古墓中。曹植在《洛神赋》中写道:“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除了文字的描述之外,只需打开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会领略到“褒衣博带”之美、之雅、之奥妙。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代政权的稳固与强大。唐都长安,不仅君临全国,而且是亚洲经济文化中心。服装,作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产物,与唐代文学、艺术、医学、科技等一起,构成了灿烂的文明。

  这一时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圆领袍衫,而服式、服色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和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宫廷两次下诏颁布服色及佩饰规定,第二次较前次更为详细:“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带九銙;九品服浅青,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

  隋唐五代女子服装,奇异纷繁,令人目不暇接。其繁复精美,不仅超越前代,后世也难以企及。三百余年中,女子主要着襦裙装、男装、胡服等。襦裙装的穿着方式是,上穿短糯,佩披帛、加半臂,下着长裙,将裙腰提高至腋下,以绸带系扎以充分显示丰腴。除了裙之外,女子也常着衫。衫比襦长,多指丝帛单衣,质地轻软。从温庭筠“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张祜“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以及欧阳炯“红袖女郎相引去”等诗句来看,唐代女子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金银彩绣为饰。

  宋朝时期,工商业兴起,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迅猛,汴梁出现繁华景象。在对外贸易方面,宋较之唐更为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辟,通往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商路被打开。宋人以金、银、铜、铅、锡、杂色丝绸和瓷器等,换取外商的香料、药物、犀角、象牙、珊瑚、珠宝、玳瑁、蕃布等商品,对中国服装及日用习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的男子常服以襕衫为风尚。所谓襕衫,即无袖头的长衫,上为圆领或交领,下摆一横襕,以示上衣下裳旧制。襕衫在唐代已被采用,至宋代最为盛兴,被燕居仕者、告老还乡者或低级吏人广泛穿着。正常的情况下,常用细布,颜色用白,腰间束带。幅巾在宋时重新流行,一般文人、儒生以裹巾为雅。因可随意裹成各种式样,于是形成了以人物、景物等命名的各种幅巾,如筒高檐短的“东坡巾”,还有“程子巾”“逍遥巾”“高士巾”“山谷巾”等。

  因宋代城镇经济发达,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装,称百工百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除《东京梦华录》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绘数百名各行各业人士,服式各异,百态纷呈。

  宋代妇女服装,一般有襦、袄、衫、褙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其中以褙子最具特色。这一服饰,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袢纽,袖有宽窄二式,衣长有齐膝、膝上、过膝、齐裙至足踝几种,长度不一。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好像受辽服影响,也有不开侧衩的。宋时,上至皇后贵妃,下至侍从、优伶乐人及燕居男子都喜欢穿用,这种衣服随身合体又典雅大方。

  在行至文末时,有必要说一说《极简中国服装史》的由来。它虽然体量不大,却是笔者从事中国服装史教学研究数十年的结果。

  还记得教育部在高校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后,笔者成为第一批“中国服装史”的教师。接到教学任务后,我便开始写“中国服装史”讲义,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觉得服装太有内涵了,因为一部中国服装史正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怀着对祖国文化的挚爱,一字一字写、一段一段改,并且配上图在课堂上讲授。讲的过程中,发现知识太匮乏,又去找古籍对服装史予以佐证。就这样,一部《中国服装史》于1989年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彼时至今,不断修订的4个版本已印刷43次。

  《中国服装史》之所以长期受到读者喜爱,主要因为与时俱进、常写常新。看起来,历史是固定在一定的轨道上发展,其实,人们的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在一直更新。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历史资料也在一直更新。《极简中国服装史》著成,浓缩的不仅是字数,重要的是对核心的把握。对知识先叠加后筛选,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确保《极简中国服装史》“简”又“不简”。

  一般来说,“史”类书籍,就是按历史演进顺序来写。如中国服装史,从中国服装的“晨曦”开始,进而书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可是,书写《极简中国服装史》,充分运用了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理论框架。其中,不仅有服饰史内容,还涉及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

  近十余年来,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极简中国服装史”的创意,笔者在常年教学与研究基础上来完成这一命题,可谓应时之需。

  惜字如金,“简”又“不简”,是笔者在书写这本小书时,一直铭记的宗旨。责任编辑不厌其烦,一幅幅地审图、加图、换图,还要在每页注明难解字词,配上具体说明,工作量亦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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